中华文明已有几千年的历史，其间创造的“文化”可以说是浩如烟海。但细观之，中国的传统文化明显的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就是为统治者服务的以封建君主专制为核心的政治文化，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这一文化一直延伸到清末，至今阴魂不散，银屏上甩来甩去的大辫子就是明证；另一部分则是“五四”前后中国的仁人志士们为寻求救国救民之路而引进的西方先进文化，这一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于“五四”前后达到高潮。这是中国人第一次大规模的亲近世界主流文明，是我们今日赖以实现现代化的珍贵思想资源。这是一笔极为珍贵的文化遗产，它理应是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

　　诞生于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其思想资源里虽不乏民本思想，如孟子的“民重君轻”。但那是一个血风腥雨、民不聊生的时代，中国思想家的任务，首先便是结束战乱，使老百姓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所以那时的思想家们提出的对策大都是教君主们如何争夺天下，统治天下，因而中国的思想家一产生似乎就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而没有像西方那样产生独立于统治者和民众之外的阶层，并且其思想都具有形而下的痕迹，缺乏古希腊思想家那种对人终极关怀的形而上学。所以中国的思想家产生的先天条件就不足，其思想一开始就含有了专制的因子。到了汉代，武帝采取了大儒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后，中国的政治文化则彻底走向了专制，中国知识界从此再也听不到其它声音了。此后的知识分子要么走向庙堂，成为统治阶级的一员，在体制内生存，要么就是隐居江湖，修身养性，不问世事。中国知识界的这一生存境况，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其间的优秀知识分子虽不乏对这一违背人性文化的反抗，但大都落了个悲惨的下场，如明代的大思想家李贽。因而二千多年来，中国思想界的任务不过是对孔孟学说进行“修修补补”，解说注释，所谓“皓首穷经”是也。所谓思想家也不过是“修补”的比较高明一点，把孔孟的学说推向极端的人而已，如宋朝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正是这种对思想的压制，导致了思想的极端贫乏和中国几千年来鲜有进步。看看秦朝，看看清末，就知道中国这两千多年来有多大的进步。所以传统文化，虽然有可继承的部分，但从本质上来说，它仍是专制皇权文化，而且是与世界进步文化、主流文化完全是背道而驰，尽管当时它可能是合理的。即使那些优秀的传统文化，要想继承下来，融入现代，也必须在清除了专制主义之后，才有可能做到。

　　鸦片战争，西方的坚船利炮教育了进步的中国人，他们开始把眼光转向世界，中国从此开始了艰难的现代化历程。魏源的“师夷之技以制夷”大概是中国人学习西方的开始。他们学习西方现代科学技术，办洋务，都是以富国强兵为目的。这种舍本求末的功利化学习，理所当然的失败了。即使如此，我们也不能低估这种学习的意义，这毕竟是中国人第一次睁眼看世界。洋务运动的失败，使中国的仁人志士意识到，仅仅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从政治、法律、制度、教育等文化层面上学习西方。经过一代代人的努力，到了“五四”，中国思想界的先贤们终于喊出了“民主、科学”的口号，终于意识到人的全面解放是社会、国家进步的开始。“为个人挣自由，就是为国家挣自由。现代国家不是由一群奴才建成的”。“五四”的先驱者、文化巨人胡适如是说。这与现代社会公认的“国家的全部尊严就在于个人的尊严”是异曲同工，一脉相传的。可见，“五四”先贤们的思想不但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过时，反而发出越来越耀眼的光辉。何哉？因为“五四”先贤们追求的是人类的终极价值，是与人类的进步方向相一致的。如果继承传统文化而不包括中国人一百多年在学习西方先进过程中创造的文化，那真叫人百思不得其解；继承传统文化、弘扬传统文化，怎么能丢掉以“五四”为代表的新文化呢？！只要中国还把现代化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那么，以现代内容为主的“五四”新文化，就必须继承，发扬。这样我们的现代化才不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中国人才能在今后的时代化进程中，不会落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