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范畴的“近代”与语言学领域的“近代”在时间上的重合始于1840年的鸦
片战争，鸦片战争的失败使中国由封建社会进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同时也使近
代汉语的发展正式进入近代阶段。此前一千多年近代汉语文言、白话两种语体在文学
书写中共存的格局依然没有改变，但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白话文学的实力空前壮
大，统治阶层已无法忽视其存在，尽管一再通过政治手段来禁毁和打压，但仍无济于
事；一些具有先进思想观念的知识分子开始意识到白话文学的价值及其重要性，而将
其与雅文学相提并论，文学观念上的转变又促使人们对文言、白话两种语体重新审视。
进入近代以后，白话的价值被进一步确认，新的语言观念由此萌芽。
4.1.1洪秀全：不须古典之言
在讨论近代的思想文化观念转变的时候，通常都是从“但开风气不为师”的龚自
珍和魏源等人开始的，但就文学语言观念而言，龚、魏著述中却无片言只语论及。而
对文言、白话语体转变有首倡之功的当推领导太平天国起义的洪秀全。
洪秀全改革文言、倡导白话很大程度上是由他政治家的身份决定的。如果不是因
为参加科举考试失败，或许他也会与当时皓首穷经的文人士子一样，一辈子沉醉在文
言的诗文里；但是，当“西方的上帝”把他推向太平天国“天王”宝座的时候，他却
成了改革文体、文风的先行者。尽管他创立的天平天国作为一个短暂的代表农民阶级
意识形态的政权对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冲击有限，他对文体、文风的改革也不可能
就此逆转文言对文学的统治地位，但他至少对近代的白话文运动起着导夫先路的作
用。可以从以下三方面来认识他对晚清白话文运动的贡献：
首先，提出白话理论。洪秀全登基后，为了与地主阶级争夺思想文化的控制权，
颁布改革文风政令，打击桐城古文势力。在对洪仁玕等人的谈话中他提出：“（为文）
首要认识天恩主恩东西王恩；次要实叙其事，从某年月日而来，从何地何人证据，一
一叙明，语语确凿，不得一词娇艳，毋庸半字虚浮，但有虔恭之意，不须古典之言，
故朕改字典为字义也。”这既是洪秀全对文学本身的一种理解和体悟，也是出于政治
考虑而对以桐城古文为代表的文言文的有力批判。洪仁玕则根据洪秀全的谈话精神，45
拟就了著名的《戒浮文巧言谕》。此谕明示：“弃伪从真，去浮从实，使人人共知虚文
之不足尚，而真理自在人心也。况现当开国之际，一应奏章文谕，尤属政治所关，
更当朴实明晓……甚至舞文弄笔，一语也而抑扬其词，则低昂遂判；一事也参差其说，
则曲直难分……嗣后本章禀奏，以及文移书启，总须切实明透，使人一目了然，才合
天情，才符真道。切不可仍蹈积习，从事虚浮。”
①
其中“朴实明晓”、“切实明透，使
人一目了然”明显是在语言形式方面对文章提出的要求，并表现出一定的白话化的倾
向。
其次，自觉使用白话。太平天国的公文、谕告以及一些重要文献，如《天朝田亩
制度》、《资政新篇》等，都是用群众易于理解的近似白话文或浅近文言写成，而且还
使用了标点符号和简化字。
②
而《改定诗韵诏》则是洪秀全在白话实践中的大胆尝试。
虽说这可能是他为发泄在清朝科举考试中屡屡失利而采取的“报复”措施，但他采用
白话为诏文的语言形式似乎并不能完全以个人意气用事等闲视之。现将此诏引录如
下：“咨尔史臣，万样更新。《诗韵》一部，足启文明。今特诏左右史，将朕发出《诗
韵》一部，遵朕所改。将其中一切鬼话、妖话、邪话一概删除净尽。只留真话、正话。
抄得好好缴进。候朕批阅，刊刻颁行。”
③
祁和晖先生根据诏中用“话”这一术语取代
文言之“言”而判定此诏标志着白话文意识的觉醒似不为过，“抄得好好缴进”在句
法结构上更具白话特征。从《天父下凡诏书》系列的长篇对话的口语化同样可以感觉
到洪秀全对白话的自觉运用，在官方文体中采用白话叙述在白话文的历史上意义重
大，要知道，五四之前的白话文运动主将们在鼓吹白话的同时，仍然还是在用文言写
作，既便是主张“崇白话而废文言”的裘廷梁也还是用文言来喊口号。
最后，推广白话，以白话教育农民文化，扩大白话的影响力。洪秀全批评封建教
育使人“有口不能言，有耳不能听，有手不能持，有脚不能行”，
④
认为文言是统治阶
级愚民之工具。为了破除这种文化上的等级观念，使农民无文化的状况得到改善，洪
秀全在太平军和统治区内推行白话教育，前述使用标点符号和简化字以及对文体、文
风的改革就是为减轻群众识字、书写和阅读的难度、提高群众学习的效率而采取的积
①
洪仁玕：《戒浮文巧言谕》，见郭绍虞、罗根泽主编：《中国近代文论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
第18～19页。
②
此说据王松泉等主编：《中国语文教育史简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91页。
③
王重民、王会庵等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2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第673页。
④
王松泉等主编：《中国语文教育史简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91页。46
极措施。这当然主要是为了宣传政治革命的道理，但客观上也对白话的推行起着不可
忽视的作用。
作为政治家的洪秀全不可能纯粹从文学的立场上来比较文言、白话之优劣，因而
他对白话作为文学语言的价值判断肯定会有“身份”的偏差和时代的局限，但他站在
反主流意识形态立场上倡导文风的“朴实明晓”、“切实明透”来对抗桐城古文的“浮
文巧言”，及其文书中显露出的白话文意识，在文言、白话的演变历程中仍具有划时
代的意义。而这同时也使如下结论变得清晰而透明：文学语言的变革事实上就是政治
的一部分。
4.1.2黄遵宪：我手写我口
严格说来，在黄遵宪的文学语言观念的表述中并没有“白话”一词出现，作为一
个深受传统诗文熏陶、科场蹉跎十余载的封建文人，他甚至可能对白话文学鄙弃不顾，
至少我们没有发现他接触或赞赏白话小说的迹象（似乎对《红楼梦》评价颇高，但只
是非正式场合谈到过，与梁启超等人的公然提倡不可同日而语。可参考《黄遵宪与日
本友人笔谈遗稿》），能见到的只是他的诗歌理论和对“新派诗”的提倡。但没有谈及
“白话”并不意味着与白话文运动毫无关系。事实上，谈到晚清的白话文运动，黄遵
宪是一个无法绕开的人物。被梁启超誉为“诗界革命”的一面旗帜的他不仅为当时的
诗坛注入了一股新风，而且他的“我手写我口”诗歌主张的影响实质上已远远超出诗
歌以外，成为晚清白话文运动的先声。
“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是黄遵宪21岁时在《杂感》诗中喊出的口号，矛
头直指当时诗坛的拟古主义：“俗儒好尊古，日日故纸研，六经字所无，不敢入诗篇。
古人弃糟粕，见之口流涎。沿习甘剽盗，妄造丛罪愆。”
①
1891年，黄遵宪又在《人境
庐诗草自叙》中明确提出：“弃去古人之糟粕，而不为古人所束缚”，要求“举今之官
书、会典、方言、俗谚，以及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耳目所历，皆笔而书之”，
从而创造那“不名一格，不专一体，要不失为我之诗”。
②
他的诗歌创作基本上实践了
他的这些诗歌主张，表现出了一种厚今薄古、变古革新的精神，给当时的诗界带来了
新气息、新意境，他本人也在《酬曾重伯编修》诗中称自己的诗为“新派诗”。影响
①
黄遵宪：《杂感》，见郭绍虞、罗根泽主编：《中国近代文论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172页。
②
黄遵宪：《人境庐诗草自叙》，见郭绍虞、罗根泽主编：《中国近代文论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
第169页。47
所及，康有为、谭嗣同、夏曾佑、丘逢甲等人竞相效仿，“新派诗”的创作蔚然成风，
梁启超则据此提出“诗界革命”的口号，黄遵宪无疑是“诗界革命”的开路先锋。
“新派诗”以梁启超的话来说，就是“以旧风格含新意境”，即在保留传统诗歌
形式的基础上辅以新思想、新事物、新名词。新思想、新事物说法各异，所指近似，
主要涵盖两方面：一方面是指诗歌必须关注国家民族的历史命运，描写当下发生的社
会现实，反映中国近代社会的主要矛盾，表现强烈的现实关怀和爱国热情。黄遵宪现
存的1000多首诗多为中法、中日战争题材之作，《冯将军歌》、《哀旅顺》、《哭威海》
等都是即事成篇的典范，因而其诗有“史诗”之称；另一方面则指诗歌要反映近代社
会生活的巨大变化，要以新世界的奇异风物和新的思想文化现象作为诗歌的描写对
象，做到言之有物，给人耳目一新之感。如黄遵宪《今别离》四首分别对轮船火车、
电报、相片、东西半球昼夜相反四事的歌咏。而这两方面最终又统一于“新名词”。
只有借助于新语句、新名词，才能描写新世界的景观和表达新的思想情感。黄遵宪对
诗歌语言的重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得到了体现，“我手写我口”最具革命性的后果就
是使得一批新名词、外来术语和外来典故等“流俗语”在新派诗中大量涌现，文学语
言开始因“留声机”、“喀私德（Caste的音译）”、“巴力门（Parliament的音译）”等的
出现而改变，有如当下网络语言的盛行对我们的日常表达和文学创作造成冲击一样。
因而虽然“我手写我口”强调直面现实、直抒胸臆，反对陈陈相因的成分居多，并不
是真正的“话怎么说就怎么写”诗歌口语化主张（当然也不是绝无此意），但坚持以
新名词、流俗语入诗，已使诗歌语言面貌得到改观，一旦将其“旧风格”也一并去除，
即如五四变格律体诗为散体诗，则白话诗的到来也并不遥远。
几乎所有晚清白话文运动的讨论都不会漏过黄遵宪在《日本国志·学术志》中的
一段话：“盖语言与文字离，则通文者少，语言与文字合，则通文者多，其势然也……
周秦以下，文体屡变，逮夫近世，章疏移檄，造谕批判，明白晓畅，务期达意，其文
体绝为古人所无。若小说家言，更有直用方言以笔之于书者，则语言文字几几乎复合
矣。余又乌知夫他日不更变一文体为适用于今，通行于俗者乎？嗟乎！欲令天下之农、
工、商贾、妇女、幼稚皆能文字之用，其不得不于此求一简易之法哉！”
①
这被证明是
最早的“言文合一”的主张。通常认为，黄遵宪是在探究明治维新后日本社会发展迅
①
黄遵宪：《日本国志·学术志》，转引自旷新年：《胡适与白话文运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9年第2
期，第9页。48
速的原因时意识到“言文合一”的重要性的。他发现“日文”与“日语”趋于“合一”，
文化思想易于普及，一般民众也易于开化，日本藉此国力猛增。反观中国，文言与日
常口语严重分离，下层民众不通文字，先进思想和科技文化无由普及，社会遂无法进
步。由此观之，则黄遵宪倡言“言文合一”实为“开启民智”之用，似与文学无关。
但这何以解释黄遵宪对“适用于今，通行于俗”的文体的期待？他的这番“文体屡变”
的议论实质上表明了他对“言文合一”作为一种文学发展趋势的肯定，而这与他在“即
今流俗语，我若登简编，五千年后人，惊为古斓斑”
①
诗中所显示的语言进化论倾向
是一致的：文学语言就是每个时期的“流俗语”，“直用方言”的“小说家言”则是“言
文合一”的代表性文体了。尽管“白话”始终没有在他的笔下出现，但这并不重要，
因为他的语言意识已经“白话化”。“流俗语”也好，“言文合一”也好，其实是“白
话”的另一种表述，可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
4.1.3裘廷梁：崇白话而废文言
1898年裘廷梁《论白话为维新之本》的发表，标志着晚清白话文运动正式拉开帷
幕。此前的洪秀全、黄遵宪，甚至包括梁启超，都只是具有语言变革的白话化意识，
而不曾明确提出以白话取代文言，裘廷梁的“崇白话而废文言”，使白话第一次作为
文言的取代物而被确认。白话文的发展从此进入一个自觉而非自发的新阶段。
裘廷梁在《论白话为维新之本》中开篇即指出，中国之将亡乃“文言之为害矣”，
语言文字作为沟通思想、普及文化、振兴实学之工具，一定要为普通民众所掌握。但
中国的文言却成了“愚天下之具”，中国的文人学士也因此成了“文字之奴隶”，普通
民众则虽然识字却仍然读不了“文”。因此当务之急就是用白话取代文言。他从四个
方面来论证了“崇白话而废文言”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一）语言文字为天下公器，
人人有读懂的权利，故文字必须与语言一致，而只有白话可以做到这一点：“因音生
话，因话生文字。文字者，天下人公用之留声器也。文字之始，白话而已矣。”（二）
文言乃过时之器，文言为文其实并不符合语言、文学发展的历史潮流。“老聃楚人也。
孔子用楚语，翻十二经以示聃。土话译书，始于是矣。故曰：辞达而已矣。后人不明
斯义，必取古人言语与今人不相肖者而摹仿之。于是文与言判然为二。一人之身，而
手口异国，实为两千年来文字一大厄。”（三）白话有八“益”。即：省日力、除娇气、
①
黄遵宪：《杂感》，见郭绍虞、罗根泽主编：《中国近代文论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172页。49
免枉读、保圣教、便幼学、练心力、少弃才、便贫民。（四）“泰西”、日本列强之发
达与他们使用白话开发民智有关。“（泰西人士）以各国方言，尽译希腊、罗马之古籍，
立于学官，列于科目。而新书新报之日出不穷者，无愚智皆读之。是以人才之盛，横
绝地球。则泰西用白话之效。”这已经代表了当时对白话最为全面的认识。作为维新
派的一员，裘廷梁对白话的推崇显然是有启迪民智、普及文化的政治意图，这从裘文
篇末的总结性话语“文言兴而后实学废，白话行而后实学兴；实学不兴，是谓无民。”
①
亦可看出。但将文言视为“两千年来文字一大厄”，并直指文言为祸国之因，如此激
烈的反文言姿态，其意义显然已超出政治之上。且从其对孔子以楚语译经只求辞达而
已的激赏态度来看，裘氏已把白话抬至经典文学语言的地位，与后来胡适将白话视为
文学语言的正宗的思想一般无二，但他似乎比胡适还要高明：至少他没有象胡适那样
滥用“白话”一词，而代之以“土话”。其实裘廷梁敢于在文学的领域“废文言”而
肯定白话作为文学语言的意义，这并不奇怪。文学改良本身就是社会政治改良的一部
分，无论是维新派、革命派，还是此后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都将文学改良（革
命）作为解决政治问题的重要途径。
裘廷梁这一激进主张于此时提出并非偶然。一方面，《论白话为维新之本》是为
配合戊戌变法而作。百日维新始于6月11日终于9月21日，此文则于8月7日发表
于《中国官音白话报》第19、20期上；另一方面，裘文又是为配合当时刚刚兴起的
白话办报以“开民智”的热潮而作，裘廷梁本人于当年创办了《无锡白话报》（后改
名为《中国官音白话报》），此前还有《杭州白话报》（1895）、《演义白话报》（1897）
等，而最早的白话报是1876年出刊的《民报》。正如陈荣衮在《报章宜用浅说》中所
言“开民智莫若改革文言”，
②
白话办报既然有启迪民智、唤醒民众之莫大功效，则“崇
白话而废文言”的提出也就顺理成章了。据《中国近代报刊名录》统计，1877年至
1918年间，共有大约170多种白话报纸出版。可见当时白话办报之风甚炽。如此大规
模的白话办报运动也进一步表明，晚清的白话文运动更象是一场政治启蒙运动，而不
是白话作为一种文体语言的自觉要求。但这种文体上的语言自觉意识并非没有，黄遵
宪、裘廷梁身上已有所体现，而随着白话文运动的深入，梁启超、狄葆贤、夏曾佑等
①
裘廷梁：《论白话为维新之本》，见郭绍虞、罗根泽主编《中国近代文论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
版，第176～180页。
②
陈荣衮：《报章宜用浅说》，转引自旷新年：《胡适与白话文运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9年第2期，
第7页。人对白话在文学领域的作用和价值的认识也在逐步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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