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新宇
;考察鲁迅人学思想的生成，可以一直追溯到南京时期对进化论的接受，但鲁迅人学思想的自觉建构毫无疑问是日本留学时期开始的。正是在那个时期，鲁迅提出了他的立人思想，并开始思考中国的国民性问题。梁启超的“新民说”是鲁迅“立人说”的起点。然而在梁启超那里，人的问题只是国家和民族命运问题的一个子课题，开出“新民”药方的目的仍然是医治国家和民族衰弱之疾。在鲁迅思想中，却有了明显的不同。值得注意的是他在论述中从目的“溢出”的现象，他从梁启超的思想出发，沿着为强国而寻求真理的路径走来，却常常游离本来之目的而直奔个人自由的主题。他处处为人的自由个性而辩护，为个性的自由而呐喊。他与梁启超的思想有了分歧：梁启超们认为，为了国家的稳定可以不要个人的权利和自由；鲁迅认为，为了国家的富强必须首先张扬个性，给个人以自由。在新文化运动实践中，鲁迅终于走出了章氏国粹主义的阴影，走上了彻底反传统的道路，同时也与梁启超的新民思想从根本上划清了界限：他不再以强国的意义来证明人的合法性，而开始把人作为一切思考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作为评判一切的价值尺度。
鲁迅立人工程的逻辑起点是中国人非人的生活状况和存在状态。简言之，是人性扭曲和扼杀之后的奴隶状态。20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面对着一系列复杂的矛盾，鲁迅的立人思想也不能不面对着这些矛盾：启蒙立人与经济变革、启蒙立人与政治革命、人的解放与大众的解放、立人与兴国……这些问题增加着人们选择的困难，而且常常导致困惑和迷失。然而在鲁迅的人学结构中诸多矛盾都在人的终极价值这一中心实现了统一。
(《鲁迅研究月刊》1999年3—5期，张梦阳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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