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两位大学教授，一个中国的，一个美国的，有句话也不知道当讲不当讲：村支书会变，村主任可改，只有我们洋美的牌坊永不变。
显然，洋美村支书辩护的是“一村一长”的机制，而不管这个“长”是支书还是主任。上述发言还提出了政治认同这一更深层次的问题。这位村支书究竟认同什么？是“党支部”还是“村委会”？从他把“大队”、“管理区”、“村委会”都界定为“上级挂的招牌”这一说法来看，表明他似乎并不认同这些政治标签。也许，他认同的是那个“永不变”的村牌坊，正是这种“爱村主义”情结使村长树立了长老权威，而村民的选票不过是这种权威的量化罢了。
四、讨论与结论
沈迈克（Michael Schoenhals)在一篇回顾中国政治50年的论文中谈到：“下一步，中国共产党最急迫的任务是获得一种新的合法性。”[54]而村民选举后的农民，不管是戴“红帽”的村支书、戴“黄帽”的村主任，还是平头百姓，他们的困惑、抱怨、纷争都表达了相同的问题。更进一步地说，村民选举不仅唤醒了农民的政治认同意识，而且也为执政党提供了寻找“新的合法性”的机会。也许，这就是村民选举最大的政治效应。 我们已经看到，无论是沙边村老支书对“忘恩负义”村民的埋怨，还是张边村村支书对“过河拆桥”村主任的责骂；无论是大岭村村支书对村主任夺权的愤怒，还是洋美村村支书那种“爱村主义”式的牌坊认同，实际上都是对其权力合法性问题流露的焦虑。虽然村民选举的导入不是这种焦虑的根源，但村民选举提供了激活这种焦虑的机会。然而，只有让这些焦虑充分流露出来，才能积极地去建立那种获得“新的合法性”的制度机制。
柯丹青认为，中国的许多村民自治论者弥漫着工具主义的影响。[55]这些论者把村民选举描绘成了解决粮食征购、提留统筹、计划生育、干群关系、经济发展等难题的灵丹妙药，甚至还是一种备选的外交策略。无论这些工具主义者出于什么样的策略考虑，都无不令人遗憾地说，他们过分回避讨论村民选举本身的民主价值，也就难以理性地评价村民选举的效应。
按照Melanie Manion的分析，中国的村民选举，无论是在概念上还是在实践中，都不是对政策的选择。[56]因此，村民选举的主要功能就是通过选举村委会组成人员来表达对这种权力的认同。从政治学角度来看，这种政治认同的强弱主要体现在选民与被选者（或政党）在意识形态、政策措施及特殊问题上的一致程度(congruence)。[57]笔者不否定中国的村民选举还处于“选人”的阶段，但笔者也不接受Susan V. Lawrence对这种选举的低调评论，即认为中国的村民选举还不是政治。无疑，选举的政治性同社会利益分层有密切的关联。中国农村经济改革与发展使农村社会利益分化日益显著，这种社会分化增强着村民选举的竞争性，而公开竞争的村民选举已将各种利益斗争卷入其中。
在村民选举的实践中，不管是自由的竞选，还是被动的投票，在赋予村委会权力合法性的过程中，都激发了农民的政治认同意识。而当觉醒的农民把这种政治认同要求延展至党村支部权力的时候，那就等于把“党的领导”的权力合法性问题给挑明了。然而，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日益自由的农民是否应该行使对党支部权力的认可权，而在于如何建立行使这种认可权的制度机制，从而使党支部能够从村民选举中、从村民的政治参与中确认其合法性。否则，村支书与村主任、支部会与村代会、党员与村民之间的纷争和矛盾就难以避免。
从权力格局的角度来看，村支两委斗争的结局可能出现“党强村弱”、“党弱村强”、“党强村强”等多种类型。而以强弱配对为主的格局，毕竟不是双赢的游戏。处在现实政治环境下的中国农村，能够在刷新权力合法性的基础上找到一种党-村共赢的游戏规则吗？
看来，回答这一问题的重担又落在了农民的肩上，就像20年前安徽凤阳农民分田到户改革效应一样，中国的农民会否掀起一场席卷全国的政治改革新浪潮？尽管答案还在摸索之中，但从村民的民主实践中，我们不也看到了村党支部寻求“新的合法性”的种种努力和途径。
[5]关于广东农村管理区的党政权力格局及其与乡镇政府的关系，参见笔者：“转型中的中国农村党政关系--广东农村权力结构的变革”，In the Conference o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t Fifty: ‘The Revolution so Changed’,” The 5th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David C. Lam Institute for East-West Studies(LEWI) at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and Centre for East and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at Lund University, Lund, Sweden, October 18-20, 1999.
[6]“斧头镰刀”指党支部的公章，象征着党的权力。
[7]这位村支书所形容的“评弹高手”属于李连江所描述的“刁民”(clever and tenacious peolpe)类型。See Li Lianjiang: Peasant Resistance and the Chinese State(Ph.D. dissertation), Ohio University, 1996; Also see Li Lianjiang and Kevin O’Brien, “Villages and Popular Resistance in Contemporary China,” in Modern China, vol. XXII,no.1, January 1996,pp.30-47.关于中国农民抗争的历史分析，see Lucien Bianco, “Weapons of the Weak: a Critical View”, in China Perspectives, no.22, March 1999, pp.4-16; and “Peasant Revolt from Pre-1949 Days to the Present,” in China Perspectives, no.24, July 1999, pp.56-63.
[8]在管理区体制下，经济支配权一般控制在管理区第一把手——管理区书记手中，由于帐目不公开，导致村民对村干部的猜忌和不满。一些竞选村主任的村民说：“我竞选的目的就是一个，公开和清查所有经济帐目，查完就拉倒。”实际上，清帐与移交帐务成了广东农村改制过程中的一个焦点问题。广东民政厅官员交谈，1999。
[9]在广东方言中，“一哥”指“老大”，这里指作为“第一把手”的村支书。 [10]资料来源：发言者转述的会议笔记和提供的相关调查报告。
[11]资料来源同上。
[12]全国农村党员队伍普遍老龄化，直接影响村党支部权力地位的维持，这与农民入党积极性降低有直接的关联。不难发现，当入党的意识形态动机日益削弱的情况下，人们的入党动机与物质效用密切相关。也就是说，当个人发展机会的渠道增多时，人们的入党积极性会减弱；而当发展机会相对缺乏的时候，入党的诱惑力正如一位青少年的直白：“入党意味升官，升官意味着有权，有权意味着有钱。在我们村里，党员都是富人。所以我们都想入党。现在我要先入团，再在学校入党，毕业回村入党支部。有了权力，干什么事情就好办了。”See Stanley Rose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Chinese Society: Popular Attitudes Toward Party Membership and the Party Image,” in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no. 24, July 1990, pp.51-92。例如，笔者调查的湖南钟水村（570人，1997年人均纯收入不足1700元），全村28名党员，50岁以上的20人，中青年人对入党兴趣不大。原因是村里60%的青壮农民都南下广东打工，而外出打工（个人发展机会的增多）降低了村民的入党积极性（获得“党票”），也就是说入党积极性与农民收入及社会地位的提升不成正相关。村秘书（党员，51岁）说：“现在就是钞票有用，党票还有什么用。就拿我家来说，我女儿（19）在东莞打工一个月（400多元工资），等于我辛辛苦苦干一年。”村支书感叹到：“村里40岁以下无党员，青黄不接，过不了多久，都要成‘白发支部’了。”资料来源：1996年1月湖南嘉禾调查，参与调查的还有谭深、李盾、冯小双、周大鸣、金一红与邓微。
[13]广东民政厅官员访谈，1999年5月。这一上访案件的调查处理结果，笔者目前还不知道。
[14]有关中国学者对实施村民自治争论的综合性分析，可参阅柯丹青(Daniel Kelliher): “The Chinese Debate over Village Self-Government,” in The China Journal, no.37, January 1997, pp.63-86.
[15]广东调查，1999年。
[16]柯丹青认为，地方党支部（包括乡镇与村）与选举产生的村委会的关系界定不清，对村民自治是一个威胁。See Daniel Kelliher, “The Chinese Debate over Village Self-Government”, in The China Journal.
[17]有关这种矛盾斗争及妥协(如两票制）的生动描述与分析，see Li Lianjiang, “The Two-Ballot System in Shanxi Province: Subjecting Village Party Secretaries to A Popular Vote”, in The China Journal, no.42, July 1999,pp.103-118.
[18]担心“评弹高手”、“刁民”当选村主任或村委员，是一些乡镇领导消极对待或者积极操纵村民选举的动机之一。仝志辉关于陕西省靖边县1997年村委会换届选举的个案调查分析，生动说明了这种担忧及其对村民选举的负面影响。仝志辉：“陕西省靖边县黄家峁、硬地梁村‘乡政-村治’关系的实证分析”及“民主的遭遇及其反思--陕西省靖边县毛团村村委会选举实证分析”，见王仲田、詹成付主编《乡村政治--中国村民自治的调查与思考》，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页79-89，页217-237。
[19]广东调查，1999年。
[20]Z市联合调查组：“关于理顺农村管理体制若干问题的调查报告”（未刊稿），1999年1月。
[21]关于大澳村村支书拒绝移交村务的根源及其后果的详细报道，见林伟雄：“旧村官拒交村务，新村委难以工作--惠东港口镇大澳村采访实录”，载2000年4月11日《南方农村报》第1版（重要新闻）。
[22]林伟雄、刘海斌：“大澳村问题可通过法律途径解决”，载2000年4月11日《南方农村报》第1版（重要新闻）。
[23]这篇发表在《北美自由论坛》（作者扬子立系北京大学研究生，调查时间1997年7月，报告时间1999年2月）上的调查报告，揭示的赵县村民自治现状与报刊介绍的“赵县经验”反差鲜明（关于这些经验介绍，可参见扬爱民：“河北赵县等地实行村民代表会议制度的思考”，见王仲田、詹成付主编《乡村政治》页265-275；还有Susan V. Lawrence发表在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no. 32, July 1994,pp.61-68)上介绍赵县北王村村代会的文章“Village Representative Assemblies: Democracy, Chinese Style”）。据此项调查，北王村村民说，在“聪明又能干的”贾国锁当村支书时（1995年前），村委会选举公平，村代会起作用，村务公开，群众放心，村集体果园收入20多万，群众几乎没负担。由于村里搞得好，北王村上了《人民日报》，还有个来考察的美国人，把北王村的名声带到了国外。后来国锁被提拔调走，村子就一天天走下坡路了。继任者吴某把前任留下的20万元家当挥霍一空，村民愤怒地说，这班人光知道打白条收钱，不干正经事情，都快把党支部变成“土匪司令部”了。村民说村主任为人还可以，但无实权，拿村支书毫无办法。村民还反映现在的支部干部好凶恶，一个老实巴交的村民说村里要他交的“地钱”算多了，支书将他赶出办公室，副支书还脱下鞋子朝他脸上打过去。这帮人还恶人先告状，叫镇派出所将这个倒霉者铐走了，理由是抗缴公粮（其实，这位农民既不敢抗缴公粮，也没有拒缴“地钱”，而且公粮之外的所谓“地钱”（“耕地占用费”）本身就强加的额外负担，是违法的土政策。）。调查者还走访了封家铺、西纪豪等七个村庄，除了上述调查结论外，还有一点就是，所调查的农民手中，都有一把不知何时才会兑现的“白条”。
[24] “上下两不靠”是形容村委会，对上不属乡镇政府直接领导，即不靠组织；对下与村民社会脱节，即不靠群众。相比之下，无论村党支部是否“靠下”，即从村民党员、村民群众中提取信任资源，它都是乡镇党委直接领导的下属组织，也就容易获得上级的政治支持。不难发现村委会“上下两不靠”的原因，一是选举被党支部或乡镇政府操纵；二是村民会议、村代会等村民自治制度建设流于形式；三是乡镇领导袒护村支书的“第一把手”地位；四是村委会干部损公肥私，得不到村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这些东西就是村民自治前进道路上的障碍。 [25]张厚安认为实施村民自治之后的乡-村政治关系是“乡政村治”。“村治”即村民自治，可划分出三种类型：1）自治型，即自治功能强的村治；全国约25%的农村属这种类型；2）行政型，即行政功能强、自治功能弱的村治，全国约有10%的村属于此类；3）混合型，即表面自治、实际行政化的村治，此类农村约占65%。见张厚安、徐勇等编著：《中国农村政治稳定与发展》，武汉：武汉出版社，1995，页516-517。关于村委会与乡政府互动关系的生动描述，可参见李慷：“农村基层组织建设”，见邱泽奇、王铭铭编：《社区研究与社会发展》，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页1282-1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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