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专家谈情人节，提到爱情难以细水长流、必须一年一度向静态的水面“投石掀浪”，这正是今年“中印友好年”伊始时中印两国元首的想法。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向印度总统卡拉姆祝贺新年时说，愿意以“中印友好年”为契机，进一步弘扬两国传统友谊，加强双方在各领域、各层面的对话、交流与合作，不断深化双边关系的内涵，推动中印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全面深入向前发展。卡拉姆在给胡的贺电中则说，举办“印中友好年”活动，是两国关系中的一个里程碑。印方希望以此为契机，进一步深化和丰富两国关系。

印度统治精英的四种立场

“求同存异”正是中印两大文化的分水岭：中国致力于“求同”，印度提倡“存异”。中国统治精英对外基本上口径一致，印度却恰恰相反。我在印度的学生、现在德里大学任教的一位学者，把印度统治精英对中国的态度分成四派。

第一派主要是军队和安全战略专家，他们认为中国是印度安全的主要威胁。在学术研究上有一定影响的第二派，深信两国能像兄弟般和睦共处，新任商业部长兰密施(Jairam　Ramesh)称之为“文明派”，他举了师觉月(P.C.　Bagchi)、谭云山、谭中、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四个名字，他们都与印度诗圣泰戈尔所办的国际大学有关。第三派占印度统治精英的绝大多数，主张走中间路线。第四派是印度左派政党和“同路”的知识分子，他们基于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而亲中，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决不犯错误。由于印度西孟加拉邦是左派堡垒，该邦民间亲华情绪最浓，是名歌Hindi　Cheeni　Bhai　Bhai(印度中国是兄弟)的发祥地。

第一和第二派之间从性恶、性善毫厘之差而失之千里。前者循着西方地缘政治思路，认为中国强大之后必然扩张侵略。“紧邻效应”也是酵母菌。印度人和中国人一样，一方面有“远亲不如近邻”，另一方面邻居欠和必然产生竞争、妒嫉、猜疑、害怕。西方可以有淡如水、“老死不相往来”的邻居关系，东方邻居却非友即敌。中印之间打过一仗，印度比中国多受些伤害，所以第一派可以视为历史的产物。

50多年来，印度政府曾由继承尼赫鲁政治主张的国大党人以及反尼赫鲁主张的人轮流当政，后者包括在1950年代反对边界让步的国大党右派德赛(Moraji　Desai)和印度人民党领袖瓦杰帕伊(A.B.Vajpayee)。他们两人当总理时的对华政策，同国大党执政时大同小异。瓦杰帕伊1978年在德賽内閣当外长时就曾到中国改善邦交，2003年更以总理身分访华,使印中关系更上一层楼。这些都是因为第三派中间路线的影响。

这第三派的特点就是既欣赏中印友好交往的历史、又冷静地从现实出发，一方面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印度自身的利益，另一方面也意识到中印增进关系对双方有利。他们不认为中国逐渐强大必然威胁到印度的安全，但也密切注视中国，特别是中国对印度紧邻的一举一动。从现实主义的观点来看，邻国一天天强大，自己不强起来就有危险。这样的心情很可理解，不能给它戴上“中国威胁论”的帽子。

由尼赫鲁开始的中间路线

人称瓦杰帕伊是找错政党的“尼赫鲁式政治家”。前面提到的兰密施，自认受到开国总理尼赫鲁的影响而成长。他们两人既然是印度第三派的代表人物，那么尼赫鲁就应该是第三派的始祖了。正是尼赫鲁奠定了既不像第一派蓄意与中国为敌、又不像第四派完全倒向中国的中间道路对华政策。过去50多年来印度所推行的是这个政策，未来很长时间内仍然会以这个政策为主。

尼赫鲁在1950年时曾经说：“中国是我最敬佩的国家。”但他的对华政策却受到严峻的考验。中国近现代政治家言论从不关注印度，唯一的例外是孙中山。可是，尼赫鲁在所著《印度的发现》一本书中提到中国之处，就比孙中山毕生言论中提到印度之处还多。世界上没有任何外国领导人像尼赫鲁那样关怀、敬仰、谈论过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前，毛泽东担心没有别国会承认中国。尼赫鲁和他的好友、缅甸总理吴努的涌现，以及他俩在万隆会议上帮助周恩来大出风头，使这一担心成为多余。

1955年，美国想捧出印度来取代中国在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因为它被台湾代表占据而不得人心），尼赫鲁坚决拒绝，认为这一席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即使1962年在中印边境战争时印度吃了败仗，使他在精神、健康、国际威望都受到最沉重的打击，但尼赫鲁仍然在国际大学讲演中突出谭云山为印中友好的象征，强调印度决不“与中国文化或者与中国的伟大开战”。

由于对尼赫鲁缺乏深刻的研究，所以中国统治精英对他的误解很深，我觉得这很不公平，应该改正。例如，印度是世界上最虔诚的社会（印度人信神不像其他民族那种狭隘、排外），达赖喇嘛是“活佛”，他走到印度任何地方都被广大群众视为神明。尼赫鲁在1959年以前，曾两度把这位到了印度就不想回西藏的活佛送走。达赖逃亡印度，尼赫鲁从良心、人情、道义上都不能拒绝收留，所以这并不能视为他“反华”的罪状。

尼赫鲁向中国保证，不让达赖集团利用印度领土搞反华活动，在这方面，印度政府基本上是尽了力。1991年12月我在新德里街上驱车，突然被警察拦住查看身份，为几十年来头一遭。后来才知道，那是因为李鹏总理访印，新德里暗地里对西藏人实行戒严（把他们软禁或送往外地）。看来，我的相貌还真有点像西藏人哩！

1960年我陪家父谭云山拜会尼赫鲁，家父向他建议通过两国共同庆祝泰戈尔（1861-1941）百周年诞辰来缓解由于1959年边境武装冲突而造成的紧张关系，以及达赖在印受到庇护所造成的不快。尼赫鲁苦笑着说：“我们和中国正在进行一场大辩论呀！”

现在回过头来看，尼赫鲁虽然代表中印边界谈判的印方，实际上是被夹在两大新兴的、冲力巨大的民族主义潮流之间。在印度这一边，他受右派、亲美派与民族主义政客的严厉指责，说他出卖印度、过于迁就中国，甚至他身边的国大党领袖也警告说：“你让步我们就揪你下台”。在中国那方面，他又不是周恩来的对手，特别是在谈判时。

中国人向来做事认真。周恩来同尼赫鲁谈判之前，把地面的情况都摸透了。尼赫鲁向周提出以“分水岭”为国界，周马上问道：“你说的是哪个分水岭？”尼赫鲁无法答复，休息时痛骂助手：“你们为什么不先告诉我有两个分水岭！”脾气大、性子急、主观强、面子重的尼赫鲁因为被两面夹攻而渐失理智，来了个180度的转弯。

尼赫鲁失去冷静

1950年代中期，新藏公路曝光后，印度舆论大哗，称中国侵占印度领土，尼赫鲁却态度温和，向国会解释：“那是没人住的不毛之地。”这话始终被他的政敌揪着不放，批评他不看重领土主权。后来，各方面（包括中国舆论）对他的攻击使他不耐烦了，索性把殖民时代印度和阿富汗之间的“杜兰线”（Durand　line）伸延到印中边界上，并且公开说：“不管有没有地图都无协商余地。”

当时世界处于两大敌对阵营的冷战局面，共产主义阵营则出现赫鲁晓夫与毛泽东争夺领袖地位。赫鲁晓夫撤走苏联专家，加剧了中国的经济困难。印度共产党内部分裂，亲苏派倒向尼赫鲁，赫鲁晓夫说：“中国是兄弟国家，印度是友好国家。”表面中立，暗地怂恿印度乘中国之危。美国反华气氛正浓，新上台的肯尼迪总统是美国历史上少有的反华亲印领袖。尼赫鲁在这样混浊的国际气氛中失去冷静，把谈判大门关上，因此才有1962年的边境战争。

1970年五一劳动节，天安门城楼上发生国际舆论所盛传的“Mao　smile”。毛泽东和印度代表密施拉握手时说：“印度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你们是一个伟大的人民”，“我们总要友好的，不能老是这么吵下去嘛！”

不久以后，我陪父亲去探望老朋友尼赫鲁的女儿、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夫人。平时甘地夫人会客时，总是静听对方讲话，这次却突然主动问谭云山，要他对“Mao　smile”谈点看法。谭云山说：“毛的话是很有分量的，他在公开场合说话都是带政策性的。”不幸当甘地夫人有了与中国重新和好的意图时，孟加拉国独立运动爆发，中国发表亲巴反印言论，印度与苏联签订准军事联盟协定，主要在于应付可能的中国进攻，中印和解推迟，一直到1988年拉吉夫·甘地总理访华，才圆了他母亲的心愿。

现在印度第三派主张及早把边界纠纷了结，在西段让新藏公路变成中国领土，在东段希望中国承认阿鲁纳恰尔(Arunachal)邦，在实际控制线上正式划清国界。这一态度是很大的让步，等于肯定1962中国在攻入印度以后自动撤退到中国认为合情合理的地理安排。边界纠纷如果尽快解决，那些别有用心的议论中印之间暗中争夺地区霸权的流言蜚语，就不会在有市场了。

在这“中印友好年”的春天，我好像看到唐朝古文家韩愈所说的“草树知春不久归，百般红紫斗芳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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