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老照片》编辑部收有数张清朝以降斩首场面的老照片。说起来，还得感谢洋人发明了照相术，后有好事者传入中国，这血淋淋的真实场面才会在刀起刀落之间眨眼定格。从照片上看，里外三层的围观者，表情或麻木、或惊愕，却也仿佛听得见那血溅耳膜的声响，这刽子手的刀也真是够快的了！斩人首级的围观场面，对今天的人来说，大概早已陌生了。但鲁迅先生在小说中却形诸笔墨，跃然纸上，让人过目难忘。斩首即死刑，与更早的中国对罪人施以“车裂”、“活剥人皮”、“凌迟”之刑相比，也许温和了一点，或者说“人道”得多。中国古代酷刑的修理面极大，其惨忍程度，也算是费尽心机，且名目繁多，花样百出。“车裂”即“五马分尸”，二千多年前“秦人不怜”的商鞅乃遭此极刑；而“凌迟”更是惨无人道，“以短刀脔割人之肌肤”，处处体现了一个“慢”字，差不多把肉割尽，把人折磨透了，才剖腹断首，所谓“千刀万剐”莫过于此。至于说到斩刑，这是官方最常见的一种处决方式，相对“车裂”、“凌迟”而言，快刀见锋见利之处，完全取决于刽子手的技能如何。此时的死囚，恐别无它求，最后一点心思，大概就是“仰仗”其刀落时的果断与洗练了。《聊斋》中有个无恶不作的江洋大盗，被斩时不愿死得拖泥带水，他大拍刽子手的马屁，称其“一流快刀是也”，果然一刀下去，干净利索，头滚出几步远，在地上打转，居然还能喊出“好快刀”三个字，这痛苦自然就少得多了。

（二）斩首允许众人围观，其动机一目了然，无非是想起到彰显正义、震慑人心、警示后人的作用。一生大闹台湾的李敖曾戏言之：“身体刑在执行方面，倒多少有今古之分，现代派是偷偷摸摸，古典派却光天化日，光天化日到公然立法为之的程度。”眼前这几张斩人首级的老照片，竟成了这“光天化日”之下惊世醒人的一份历史档案。只是照片上的围观者神情大都木然，让人多少有点怀疑死刑于社会功效的那点作用。“看杀人”与“被砍头”从来就是两回事，当那刀并未真的落到自己的头上时，其心理多少还是有一点“欢欣鼓舞”的。鲁迅先生在小说《药》中曾写到“看杀人”时，“那三三两两的人，也忽然合作一堆，潮一般向前赶”，然后“簇成一个半圆”……老栓向那边看，实际上鲁迅先生也在向那边看，但先生却看到了众人对生命的一种麻木和无聊——本是一件令人惊恐不安的事情，却兴奋得不得了，甚至趋之若鹜，“从两个脖子之间伸进脑袋去”，这种罕有的好奇心，以及心甘情愿地去承受死刑之后的那份快感，难怪蘸着人血的馒头可以当“药”来卖了。以一种莫名的心态去观赏对同类的惩罚，不独是中国人的爱好。司汤达笔下的于连被判死刑的那天，客栈里竟住满了人，连女人们也不甘寂寞，这种人性的复杂一言难尽，其中的几分快意亦未可知也。

（三）在中国，杀人偿命，天经地义。不过，死刑在其本质上，却是一种“报应刑论”的具体落实，在传统社会中，尤其深入人心。“报应刑论”的最大或缺就在于，完全视犯罪事实为个人行为的结果，从而忽略了其背后诸多的社会因素，包括不公社会的结构性压迫，以及大众传媒或个人成长背景所带来的种种心理误导等等。死刑暗藏“复仇”的因果，这大概是早已不争的事实。《水浒传》中就有这样的情节，在第四十一回中，李逵割黄文炳的那一段，李逵说，今日你想快死，老爷非要你慢死！说完，便把尖刀先从腿上割起，拣好的当面在炭火上炙来下酒，割一块，炙一块。无片时，割了黄文炳，李逵方才用刀割开胸膛，取出心肝，把来与众头领做醒酒汤……就是这要命的复仇行为，进而获得心理上的某种快慰，就这样，一刀一刀地将人性的弱点暴露毕至。各个时代的酷刑，都是以摧残和折磨生命为目的，其中的快意恩仇，实际上也是一部血淋淋的文明史。酷刑是封建专制的产物。君权之大，无所不在，生杀予夺，任其施为。所谓“法”，不过就是封建君王的一句话。君言一出，法理相随，不知又有多少人头落地。所以，李敖就说过：“我们看不到殷商的法律，却看到殷商的刑罚……从原始的意义来说，刑不是法律的名目，而是无法无天的名目”（《“缇萦救父”表示了什么？》）。乱世用重典，这是历朝法律的普遍原则。对一个国家来说，杀一儆百，重建社会公道，以达到长治久安的目标，以传统的观念看，这也无可厚非。可殊不知，死刑恰恰又是一把双刃剑，它不仅仅是刑律，同时还有着“以暴以暴”的另一面。而且，不管死刑的方式如何在变，万变不离其宗，总是逃脱不了“怨怨相报”这个历史循环。说到底，这反映出人类一种善良的无奈，在对付“恶”时，似乎还没有找到一种更好的办法，不如从肉体上灭之，对自己也算有了一个交待。死刑让人类的想象力在一个特定时期发挥到了极致。从最初对部落之间的战俘以石砸处死，到后来的绞刑、腰斩、车裂、凌迟、剥皮、活埋、火焚、斩首等等，这些林林总总的行刑方式，其中最不能让人接受的，就是人类以此来惩罚和折磨自己的同类，其残忍程度，有时让人类自己也打一个寒噤。

（四）死刑不等同于自卫，与正义的战争也不可同日而语。社会总是强调理性的，从生命权的角度讲，不能简单地将死刑合理化。死刑不论作为什么手段，在阻止人类犯罪时往往显得苍白无力，更无助于消除各种恶性犯罪。死刑牵涉到生命伦理的议题。赞成死刑，抑或提倡废除死刑，无论从法律、宗教、道德哪个层面来讲，其中的“生死结”，实际上是对人类文明的一种质疑。人是生命的一种载体，但人的理性与理智，毕竟有别于其他生命。仅从生存的角度来看，在人类最初的潜意识中，多少还存有动物性心理。从一开始的合伙复仇，到后来五花八门的死刑实施，时不时体现出人类自身文明的两难境地。死刑的意义，并不能对人类最终的生命价值作出最理性的评估。也就是说，死刑从来就不是人性最完美的体现，更多的是以一种不顾理性的绝对方式，表达了对恶的复仇以及对生命的轻篾。以“正义”的名义处罚人，其实也是一种被掩盖了的不义。在西方，历史上教会、教派、政治集团、党派、民族对所谓“异端”的宣判，曾导致无数科学家、先进分子、大众精英、平民百姓葬身冤海。而这些死刑的判决，往往是通过一定的司法程序，并声言代表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加以实施的。布鲁诺何尝不是这样，教会对他就是以宗教裁判所的名义获得审判之权的，而希特勒则是通过国家机器对犹太民族推行疯狂的司法迫害。剥夺罪犯的生命权，将其视为社会公敌，必欲除之而后快，这种做法在有完善狱政制度的国家，难免会有“不正义”或“使用武力”之讥，其本质是简化了犯罪问题的复杂性。当代刑学的核心内容是，强调以剥夺罪犯的权利来取代痛苦折磨，从对肉体的惩罚转为对其精神上的改造，罪犯不再是社会大众弃之惟恐不及的“恶人”，而是一个有理性的、可改造或可赎救的正常人。生命不是任何一种高尚目的的手段，更不是看客们的“玩物”。于是不断有人提出，以“终身监禁而不得假释”来取代死刑，其效力几乎同等，而且还可消弥人类“以眼还眼”长久已然的报复心理。在2000年4月间，台湾地区一个名叫“信望爱”的全球资讯网，在网上就“废除死刑”这一主题进行了投票调查。调查结果表明：有28%的网民反对废除死刑，有24%的网民赞成废除死刑，有42%的网民赞成“有条件的废除死刑”，即“终身监禁而不得假释”。这项调查有没有权威性不得而知，但至少透露出这样一个信息，在现代社会中，人们对于死刑并不抱多大的信心。死刑的历史不算短了，恶性犯罪率并没有因此而减低，现代法律的最终目的不仅仅是为了惩罚犯罪、报复犯罪，而是应当更有效地预防犯罪行为的发生。

（五）关于是否废除死刑的争论，已有二三百年的历史了。争论的一方，虽有着“威严”和“正义”，不免飘散出一点血腥味儿；争论的另一方，虽有着“宽松”和“理智”，却不乏人道和人性的温情……从1988年起，已有67个国家全面废除了死刑，有14个国家在刑法上废除了死刑，另有24个国家事实上已有10多年未曾执行过死刑。1999年4月，联合国有关组织通过决议案，要求所有会员国暂停死刑，并追求死刑的完全废除。决议案毕竟是决议案，各国政府还是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对死刑作出了自己的解释。2000年4月27日，我国外交部发言人明确指出：中国保留死刑。死刑只适用于那些极其恶劣的犯罪分子。但中国对死刑的实施十分慎重，中国的法律对此做出了极为严格的限制。死刑案件不仅要经过中级以上人民法院的审判，还要有严格的死刑复核程序，最后才能给予确定。尽管如此，中国却是世界上首倡“死缓”的国家。而在美国，1999年，美国天主教的主教们在受难周前夕发表了一项有关废除死刑的声明，其理由是“我们反对死刑，不只是为了那些犯下恐怖罪行的加害人，而是为了它对我们整个社会的影响。对死刑信赖度的增加，将势必毁灭我们每一个人。同时，它还是对人类生命越发不尊重的一个预兆。”由于国情不同，历史背景又有着很大的差异，对于死刑的或留或废，各国存在着政治、社会、文化、观念及现实等诸多复杂的因素，一时难以律同。但有一个事实是，当今各国对死刑都持有一种更加审慎的态度。而更加接近人道主义的行刑方式（电椅、枪决、注射），以尽量减少死囚在肉体上的痛苦，这不仅得到法律人士的普遍认同，各国的政治家们也不再我行我素，社会趋向“轻刑化”的做法越来越明显，而传统中“以命偿命”的观念正日渐式微。尽管在这个世界上，全面废除死刑的道路还十分遥远，但废除死刑，不仅是对法律制度的改革，更是捍卫生命尊严的一种吁求和社会文明进步的必然。既然死刑对恶性犯罪并无真正的遏止作用，与其这样，还不如让那些罪犯在漫长或有限的终生监禁中，真诚地对着灵魂自我忏悔。尽管这并不能洗刷他们身上的罪孽，但让他们感受一次同类对自己的宽恕，无啻于是对生命和文明的一种拯救。

（六）1946年10月1日，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判处十二名第三帝国的要员绞刑。十五天之后，凌晨1时11分至2时52分，除缺席审判的伯尔曼和行刑前一天深夜自杀的戈林之外，其余战犯在监狱体操房临时搭建的三个绞架上被处决。这应当说是一次秘密处决，当时只有四十五名目击者在场。这与生发此文的这几张老照片上的情形大相径庭，或许正好坐实了李敖讲过的那句话“现代派偷偷摸摸”，而鲁迅笔下的阿Q先生，恐怕再也无法在那里眉飞色舞地吹嘘什么“你们可看见过杀头么”之类的话了。然而，就当死神在这些曾经显赫一时的战犯身边转悠时，第三帝国的外交部长约阿希姆•里宾特洛甫在听到宣判后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死刑……我连写回忆录的时间都没有了。”在绞刑架下，他又说出了“宽恕我的灵魂”之类的话，最后的愿望竟是“我的祖国恢复统一，为了世界和平，东西方能和睦相处”……假如这不是出自一个罪大恶极的战犯之口，我几乎就要相信这是一个神话般的预言，几十年后的东西德统一竟有幸而言中。可见，约阿希姆•里宾特洛甫在临死前讲的都是人话，这诚实而又近乎凄美的忏悔，现在的人若再想起他，还有什么不可以饶恕的呢？不妨再大胆地设想一下，如果当时对约阿希姆•里宾特洛甫执行的是“终身监禁而不得假释”的话，他写出的回忆录对后人、对生命、对世界是否更有其反思价值？既然大自然创造了生命，而生命中又有了人，任何强行终止生命的做法，总有点那么不尽如天意和人意。据说，伦理学中有一个多年未解的著名论题，即:为了全人类的幸福，心须将一个婴儿扼杀在摇篮里。这个难点的关键所在，就在于人类的幸福若是建立在一个幼小生命不复存在的基础之上，这样的“幸福”又将是一种怎样的幸福呢？这虽与一个罪人之死不可相提并论，但是否处死了一个罪人，就可换取我们心灵上的真正安宁？其实，只要我们去战胜对邪恶的恐惧，并学会宽容，人类的文明才有真正的希望，因为人毕竟都是受教育的产物。所以，“只要不再杀人（包括死刑），人类才得以为人”，这句话是法国人马丁•莫内斯蒂埃说的，一直让我感怀不已。尽管我不是一个基督教徒，但仍想对这位严肃的人类史学家说一声“尊重生命，就是尊重人类自己，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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