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学由墨子所开创，经其弟子后学推进发扬，长期居思想界重要位置达百余年，曾形成与儒学分庭抗礼之势，堪称一时"显学"。自秦以降，墨学渐渐淡出社会视野。真是"其兴也勃，其亡也忽"。对于这一学派的神秘兴衰，学术界曾有多种推测，有认为墨学本身存在自相矛盾之处，无法自圆其说；有认为封建制度处于上升时期，农工阶级尚不成熟；有认为墨学的根子是反对革命，敌不过进化的攻势，终于消亡等。其实，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主要原因不外于以下三点：

一、　缺乏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

构成墨子思想主体的主要有10个观念，即：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乐，非命。主要是针对战国时期诸侯混战，民生艰苦，奴隶主统治荒淫暴戾的情形而提出的应对方案。简要言之，如尚贤、兼爱是反对任人唯亲（血缘），试图重建社会伦理（包括政治伦理）；尚同、非攻是渴望统一（和平）；节用，节葬、非乐是提倡朴素生活，反对淫糜奢侈；天志，明鬼、非命则从彼岸来观照此岸，提出一系列行为标准，都具有重要的时代进步意义。但到了战国中后期，国（诸侯国）际形势风云激荡，部分诸侯国内废井田，开阡陌，封建制度已初步萌芽，五霸时的多极制衡格局已发展为七雄纵横格局，一超多强，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诸子活动中心所在国）形势，对诸子学说建设提出了更多要求和需要解决的新课题，诸子学说都面临着巨大的新考验。实践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文明的升华，为各学派提供了机遇，也提出了挑战。一个学派，只有与时代发展的方向和趋势相吻合，与时俱进，始终走在时代潮流的前列，才能始终保持自己的生命活力，成为时代的先行者，成为推动历史发展的进步力量。

综观诸子百家，在这个大争鸣，大辩论、大逆转的时代里都不可避免有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痕迹，并出现了一大批有代表性的学派先锋，如孟子、荀子、庄子、申子、韩非子等，反观墨家，政治主张似乎一直就是这10条，没有发现后来的巨子和墨者进行过更多的充实、演绎和发挥的迹象。实际上，当其时，人才已成为国力竞争的关键，尚贤已成为诸子的共识，不说儒家本有"举贤才"的传统，李斯的《谏逐客书》更是进行了制度层面的阐说。后期墨家活动中心转到秦国，秦国经变法之后，国力强盛，駸駸然有一统之势，尚同、非攻之实现只是时间问题；新型生产关系逐步建立，非乐忽视文化需求，节用禁锢生产力发展，过分强调必然导致走向社会进化反面；而兼爱一说类于西方资产阶级大革命时鼓吹的博爱主张，至今日尚不能实现，两千多年前，未免沦于空想。而墨家《大取》篇中却依旧扬言："天下无人，子墨子之言犹在"。这实际反映出后期墨学逐步走入教条主义的泥潭，不能再紧跟时代发展的潮流，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形成新认识，很大程度上已脱离实际，缺少了弹性和生命的张力。一种根植于批判旧社会、充满反抗精神的政治学说，在"世逝而时移"之后，不经过任何的再加工，再认识，再发展，不能够再保持其锐气和先进性，却仍然期望用之以指导、阐述和规划即将到来的新时代，这种刻舟求剑的态度在认识层面和操作层面上无疑都是荒谬的，当然不能承担为执政者出谋划策，治理天下的使命。

二、缺少才识相埒的传承核心

墨家学派组织严密，墨家巨子有巨大的权力和绝对的权威，这保证了在那个百家争鸣的时代里，墨家能够保证内部团结，并进而与各家抗衡。巨子的传承好象是实行指派制度，这当然是保持宗风不坠的好办法，但也隐藏着巨大的风险。

首先便是继任巨子是否有带领学派在复杂的外部环境中获得生存权的能力。在《墨子﹒鲁问》中，弟子魏越问墨子，见到了各处的诸侯，您将先说什么呢？墨子回答："凡入国，必择务而从之焉；国家昏乱，则语之尚同；国家贫，则语之节葬；国家熹音湛湎，则语之非乐非命；国家淫僻无礼，则语之尊天事鬼；国家务夺侵凌，则语之兼爱非攻。"请注意"必择务而从之焉"　这句话，从中可看出墨子在政治游说中是很注意因时、因情、因地制宜和对症下药的来推行其学说主张的。在止楚攻宋时能九距公输般，并遣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持守城器械以待楚军，也表明墨子有极为高超的预见能力，并能够及时做出相应的反映，是文武兼资算无遗策的人物。可惜在后继巨子中却找不到一个能与其才识相当的领袖。二任巨子孟胜死义阳城君，"弟子死之者百八十人"，极大地削弱了墨学的势力，几乎"绝墨者于世"。后任（可能是第四任）巨子腹焞之子杀人，秦惠王本着对巨子的尊重，表示要赦免死罪。腹焞却以必须遵守墨者之法为由"不许惠王，而遂杀之。"这固然反映出墨法的严厉性，但也给人以家（学派）法大于国法的印象，岂能不遭人君所忌。后来秦始皇焚书坑儒，而没有坑墨，估计是经过惠王之后几代国君的打压，墨学已不得不退守边缘，形不成有影响的学术势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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