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十四世纪末到十七世纪初，云南地区的经济有了显著的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人口的增加，土地利用面积的扩大和封建地主经济的发展。
各民族的经济发展，都有其悠久的历史。我们研究明代云南各族的经济发展及其特点，除现实情况外，还要上溯其历史发展。此外，田野的实地调查，文物的比较研究，兄弟民族的传闻和民歌故事，都可以作为经济史研究的重要线索。现仅根据身边能读到的史籍、史料，对明代云南地区的人口，土地问题，作一初步探讨。
一 明代人口通过各种渠道流入云南
自元世祖率军渡过金沙江进入大理城，到明初傅友德，蓝玉，沐英率军平定云南以后，内地居民向云南移迁达到了一个高潮时期。据地方志载楚雄的情况是：“自洪武二十六年傅沐二公平定后，留兵戍守，太祖又遣江南闾右之民以居之，复有宦游商贾入籍，大部南人较多，故俗亦类江南。”其实，不仅楚雄是这种情况，整个云南也都是这种情况。从明至清数百年中，从外地迁移到云南的，就其性质来看，有以下几种情况。
1．留戍
元代和明代，对云南用兵以后，必留兵力戍守。因此，戍军成为云南移民的主力。元世祖平大理后，蒙古人移住滇中的甚多，今大理，永昌等地，尚能寻见蒙古坟和蒙文碑志。河西县境内的打鱼村，全村数百户，和内地人的风俗语言有所别异，自称系随元世祖征滇时留守在此地的。世祖平滇后，以瞻思丁抚滇，从此云南更有阿拉伯人的移入。《新元史》本传载：“赛典赤瞻思丁，回回人，别庵伯尔．之裔，别庵伯尔者，西域诸国尊回回救主之名也。世祖征西蜮，瞻思丁率千骑迎降，至元十年，奉上命抚滇，在滇六年，建树极伟。”从这一记载中，可以推定在此期间阿拉伯人到云南来的必然很多。据《大理县志》载：“境内之有回教，其来久矣。元时，赛典赤瞻思丁以平章使云南，至元十六年，其子纳速刺丁迁大理路宣慰使都元帅，是为回教人至大理之始。今境内回教约一千余家，凡姓沙与马者，皆赛部子孙。”(《大理县志稿》)反映了元代云南戍军落籍于狙中的情况。
明初平定云南后，留戍滇地的士兵，多为长江黄河一带人。《明史》称：“诸将所部兵，既定其地，因此留戍。”(《明史•兵志》)
明代，军队戍守的地方，叫做卫所。明代云南都司所属卫所，计有左卫、右卫、前卫、大理卫、楚雄卫、临安卫、景东卫、曲靖卫、金齿卫、洱河卫、蒙化卫、平夷卫、越州卫、六凉卫诸处。所谓“天下既定，度要害地，系一郡者设所，连郡者设卫，大率五千六百人为卫，千一百二十人为千户所，百十有二人为百户所。”(《明史•兵志》)依此类推，仅就设卫的地点来计算，云南各卫所留戍的士兵，将近十万人左右，这还没有计算后来随时补充增戍的人数。此外，在正统时王骥的三征麓川，万历时刘犍，邓子龙的深入缅地，顺治四年李定国的率大军入滇，顺治十五年铎尼、赵布泰、吴三桂的进取云南，他们所统率的军队，多有一部或全部留戍或流亡在云南，以后大都落籍在滇地。有些士卒的妻子也被迁往云南。
2．仕宦的落籍
云南人中，还有一部分是外省仕宦落籍于滇的。他们是仕宦的后裔。
根据《云南机务钞黄》所载，洪武十五年平滇后上谕，“各处仕宦人员，流寓在彼，及本处人民，如有怀才抱艺愿仕者，有司礼送赴京，以凭擢用”。可见元末及明初，在云南做官而流寓在那里的，巳为数很多。明代三百年间， 滇中的官吏，有很多是外地人，如知名的文人杨慎 (升菴)、李贽(卓吾)等都在云南流寓过．清初吴三桂治滇，当其声势显赫之时，就有所谓“西选”之官，遍布东南，为仕宦而入滇的外地人，至此盛极一时。吴三桂失败后，终清一代，滇中官吏，仍多队外地派入。据昆明县志载：自顺治迄道光间，昆明历任知县，计四十二人，其中二人为满籍，三十九人皆闽粤江南或北方来者；凡此外来仕宦之人，他们的子孙固然未必完全落籍滇中，但任满后不再返回故乡的，也大有人在。特别是李定国在云南时，其兵士多为外省人。起义军失败后，其土卒多流亡滇地。如部将贺九仪，欲出降，定国杖杀之，其卒多溃还云南。” (《南疆逸史》) 3．移民 明初，一方面从山西洪洞县移民以充实河南山东等地，另一方面“移中土大姓，以实云南”。《永昌府志》载：“明初，迁江南入居此地，故其习尚与江宁相仿佛，是以俗号小南京。永昌即今之保山。明代到保山做官的多是些江苏一带的人。：《徐霞客游记》称：“景泰中，设镇守。弘治二年，设金腾道。嘉靖元年，巡抚何孟春(彬州籍，江阴人)，巡按御吏陈察(常熟人)，疏革镇守，设永昌府，立保山县，改金齿指挥使司为水昌卫府，领州一，(腾越)二县，(保山，永平)仍统潞江安抚司，凤溪、施甸二长官司。” 不独保山如此，楚雄，大理也有类似的情况。西地居民，也大都由江南移来。《楚雄县志》载：“县邑自前明洪武十六年傅，沐平定后，留兵戍守，太祖又徙江南闾右之民以居之。”至今保山仍多江南人。《大理县志》说：“明成化十二年，设兵备进驻洱海，以后移民实边，”“阅百年，而生齿日繁，流寓日众。” 我们对于明代从内地移民到云南的资料，掌握得极少。详细事实，史无专记，在地方志中可窥见一些零星史实。滇人藏有族谱的家庭不多，所以，当时的移殖详情，和移来的人口确数，都缺乏详尽的统计。不过，有一点可以断言，明代三百年间，通过移民的方式，流入云南的户口，为数不会太少。如洪武二十年冬十月“诏湖广常德，辰州二府民，三丁以上者出一丁往屯云南。”(《洪武实录》卷186，页3) 4.官吏的谪戍 明代云南的移民中，有一部分是因罪革职的官吏，或者叫做谪戍。《永昌府志》载：“考流寓者自当明始，而谪戍居多焉。或以文章寄兴，或以忠介全身，或以暂离而仍归，或久居而不返。”除保山外，其它各地也有这种情况。明代为谪戍而流寓云南省的，各府县地方志上不乏此种记载，如明初的傅友度．明太祖洪武8年，为筹备边储，仿宋代折中法，出榜召商运粮到边塞或边远缺粮地区 (成在边境设立商屯产粮)，政府登记缴纳种类和数量，以及应支盐敷，发给领盐凭证——盐引，商人持此盐引赶户地支盐，并在指定地区贩销．最初行于山西大同，后普及全国。）。在明军初步平定乌撒叛乱后，洪武十六年，随即班师，只留沐英镇守云南。与此同时，少数地区为了解决军粮问题，开始了戍兵屯田。 洪武十九年，沐英建议：《(云南土地甚广，而荒芜居多，宜置屯，令军士开耕以备储。”(同上，卷179，页6上)这一奏章，获得了朱元璋的批准和奖励。谕户部臣说：“屯田之政，可以纾民力，足兵食，边防之计，莫善于此。赵充国始屯金城，而储蓄充实，汶享其利，后之有天下者，亦莫能废，英之是谋，可谓尽心，有志古人，宜如所言。然边地久荒，榛莽蔽翳，用力实难，宜缓其岁输之粟，使彼乐于耕作，数年之后，征之可也。”(同上)在明廷的提倡与鼓励和在沐莱的总结与推广下，屯田成为云南驻军的一项制度，并以此作为考核地方官吏的准则，所谓“岁较屯田增损以为赏罚。”如，曲靖卫播种800石(约合三千多亩)。该年，傅友德遣人至京奏事时，称：“督布政司窍实云南，临安，楚雄，曲靖，普安，普定，乌撒等卫，及沾益，盘江等千户所，现储粮数一十八万二干有奇。”这些粮食，拿来供给军食，犹感不足，“宜以今年府州县所征，并故宫寺院入官田，及士官供输，盐商中纳戍兵屯田之入以给之。”(同上，卷143，页10)可见当时已“戍兵屯田”了。据载，当时云南后卫 (治昆明)的屯田，到洪武十八年已做到“军不乏食”了。洪武二十年，命孙茂“以钞二万二千锭往四川市购牛万头”以备云南屯田之用。“将征百夷，欲令军士先往云南屯田预备粮储故也。”(同上，卷184，页4上)同年八月，命令四川都指挥司“选精兵二万五千人给军器农具，即云南晶甸之地屯种。”同时，“复命云南楚雄府开中盐粮”，这是由于早些时候，“商人输米云南楚雄，曲靖诸府，给以淮浙盐，末久而罢，令戍卒屯田以自给，至是仍啬于用，户部请复行中盐法”。 (同上，页6上)同年九月；并命沐英，在楚雄、景东一带大力扩展屯田。“自楚雄自景东，每一百里置一营屯种。”(同上，卷185，页1下)又在同年九月，命令湖广，“以靖州、五开、及辰、源等卫新军，选精锐四万五千人于云南听征，”又令“市牛二万往彼屯种。”(同上，页6上)，并“分屯曲靖，越州。”(同上，卷187，页4上)同时，“以白金二十万两给各府县籴粮备用。”“复诏耿炳文下率陕西士军三万三．千人往云南屯种。”又于该年10月“于定边(今称南涧)，姚安等处立营屯种，以俟食隙往进，既而又命桓等领兵屯田于毕等卫。(同上，1—3页)同年十二月，复命沐英等，“自永宁至大理，每六十里设一堡，置军屯田。兼令往来递送，以代邮传。于是：自曲靖大忽都至云南前卫易龙设堡五，自易龙至云南右卫黑林子设堡三，自黑林子至楚雄，禄丰设堡四，自禄丰至洱海卫普朋设堡七，自普朋至大理赵州设堡--j自赵州至德胜关设堡二。”(同上，页6至6)以上共计设堡二十三个，既发展了生产，也便利了交通，所以“人称便焉”． 从洪武二十一年开始，云南各地普遍开始屯田，命马烨“率西安等卫兵三万三千屯戍云南。”并在“禄肇立堡”(同上，卷188，页6上)。洪武二十二年九月，为了便于屯田粮储，而减低速价以致商人，解决盐重米轻问题。到洪武二十三年四月，命常升往湖南辰阳“集民间丁壮凡五千人”，于平夷卫(今富源)屯田。这是通过“垛集”(征兵的一种制度)以达到屯田的目的。此外，又于洪武二十三年夏四月在寻甸屯田(在甸头的易龙驿和甸头的果马里)。洪武二十三年五月又在宜良置屯垦田。又在二十三年六月，接受唐胜宗的请求，“以源州及思州宣慰司镇远，平越等卫官牛六千七百七十余头分给屯田诸军。”(同上，卷202，页6下)当时麓川傣族农奴主叛乱，进行军事活动，必须屯田生产以解决军粮问题。到洪武二十五年，云南各卫“垦田至百余万亩”，基本上已全面实行屯田了。 2．商屯和民屯 商屯是明代盐商代替政府运送粮草前往边境的屯垦。太祖洪武三年，为利用盐商输送粮草供应边地军需，实行开中法。盐商为避免收购，运送粮草的费时和其他种种困难，于是在边境召募农民开垦荒地耕种，就地取得粮食，草料换取盐引，支盐远销各地。《明史•食货志》对商屯的解释是：“募盐商于各边开中”。根据《明实录》及《明史》的记载，明代不独在今云南的昭通、曲靖、昆明、建水、沾益，普安等地实行“开中”，也还在玉溪、红河、楚雄、大理、保山、德宏等地区，先后实行过商屯。为了加强盐业专卖的管理，在洪武十七年，新置盐课提举司三。即白盐井、安宁、黑盐井。”在这些盐商中，除了本地的地主兼商人外，更多的是“客商”。这些“客商”，必然和在全国其它地区一样，也在云南各地开设了许多“商屯”。《云龙记往•段保传》中有关于当时五井盐区“客商”集中土地的记载，应是与“商屯”有密切关联的真实情况的记录。自明宪宗成化以后，“开中”由缴纳粮食改折货币(银纳化)，也就是地租的形态逐渐由实物地租过渡到货币地租，盐商就不再需要进行“商屯”了。这种情况，在云南也毫无例外。如洪武十七年，在云南就有用金银海贝(货币)来代替粮谷(实物)来缴纳地租的。该年十二月，云南左币政使上奏“今后秋租，请以金银海贝布匹朱砂水银之属折纳，诏许之。”(《洪武实录》卷169，页3)直到洪武十九年，还有“不许输谷”现象，造成“商人少至”，“军饷费给”现象。“商屯”既巳进入黄昏境地，那么，这些“商屯”的土地，必然为当地豪强地主所包买集中，而成为他们的庄田了。 至于有关明代开设“民屯”的具体情况，也间有一些记载。考民屯始于三国，献帝时，曹操在许下屯田，后来推广到司、豫、冀三州，招募农民来耕种，叫屯田客，官给牛种，收获果实；厂官取六分，民取四分。如自备耕牛，官民对分。明制，“凡官给牛种者十税五，自备者十税三。” (《明史》卷77，《食货志》)这是相对减轻了。洪武六年，“太仆丞梁野仙帖木尔言：‘宁夏境内及四川西南至船城，东北至塔滩，相去八百里，土膏沃，宜招集流亡屯田。”(同上)所谓“流亡”，实即穷苦无依的贫民。根据记载，在洪武十七年，明政府“移中土大姓以实云南，洪武二十年十月，“诏湖广常德、辰州二府，民三丁以上出一丁，往屯云南。” (《洪武实录》卷186，页3上)现在云南地名中凡称“卫、所、营、屯，堡”的居民点，大都是明代“军屯”的遗迹；“民屯”则多称，“村、镇、街”等。至于“坝子”，则是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对平地或平原的称呼。 一般说来，民屯、组织性强，耕地面积大，能利用先进耕作法，产量较高。但是，如果管理不善，官吏营私舞弊，渔利剥削，那就会走到反面。所谓“屯粮之轻，至弘、正而极，嘉靖中渐增，隆庆间复亩收一斗。然屯丁逃亡者益多。管粮郎中不问屯田有无，月粮止半给；”(《明史》卷77，《食货志》)这虽指“军屯”而言，“民屯”也未能例外。 总上所述，当时各种屯田，几乎遍及各省，屯种面积估计约在一百五十万亩以上，占当时登记在册的全省总耕地面积将近一半。这些土地来源，除部分是接管元代的屯田和“没官田”外，绝大部分都是些原属于农奴主或奴隶主的领地。从历史上来追溯，这些土地，在唐代时，也都是南诏均田制下，属于官吏的分田。(《蛮书》卷5，)明廷实行中央集权制，确立了封建国家对各土司领地的最高土地所有权，这就使明代有可能大规模地在原属各土司的领地内开设屯田，为促进这些地区封建地主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前提，因而，屯田的开设，是具有进步意义的。三封建地主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现在，云南地区的少数民族有好几十个。其中主要或部分居住在云南境内的有二十一个，约有一千万人，占全省总人口三分之一。明代住在云南地区的有白族，彝族、纳西族，哈尼族，傣族，壮族等族人民，在明代，云南地区因为长期受到汉族先进经济文化的影响，社会经济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许多地区已经由封建领主经济进入封建地主经济阶段，甚至有些地区如昆明，大理等，地主经济巳占统治地位，农业已有显著发展，并且普遍使用犁耕．当然，住在高寒山区的一些部落，生产力还比较低下，但也有了阶级分化，开始从原始公社制末期进入奴隶制，有的直接进入了封建制。 明代到云南从事农工业生产的(包括屯田等)汉族劳动人民，估计有四，五十万人之多，其中仅军屯就有二十九万人。再加前面我们所提到的一些外地移民，留戍家属、仕宦落籍、谪迁后裔、工商流寓，宗室藩封等等，这一大批从内地来到云南的各族人民，必然会给云南社会经济及文化发展带来极深远的影垧。由于大量土地的开垦，许多在云南历史上有名的水利灌溉工程都在这时得到兴建和整修。宜良坝子的汤池渠水利工程长达三十六里，是一万五千名屯军凿的，昆明南坝闸工程的兴建，做到了“田不病于旱防。”再就是滇池海口的疏浚工程也一再整修，使整个滇池平原摆脱了“每岁秋夏，雨集水溢，田庐且没”的灾患。此外，如石屏异龙湖引水工程、保山九龙池的灌溉系统，邓川的弥苴怯江堤工程等，都对当时的农业生产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特别是素以干旱著称的云南县(今祥云)坝子，人民群众还创造了“地龙”灌溉网(地下蓄水池和渠道)，减少了水的蒸发量，使大片荒田受到灌溉而成为绿野。特别是清华洞一带，风物更加美丽了，出现了人们常说的“土地挂在悬崖上，庄稼长在石窝里，片片梯田耸云霄，条条清泉绕山岗”的壮丽图景。当时就有“云南(县)熟，大理 (府)足”的光荣谚语。这些工程的修建，绝大多数都是汉族屯户和当地少数民族人民的血汗共同凝聚而成的。例如昆明县(拓东城)横山水洞，“引泉以灌入村之田”，《滇记》称：“隆庆六年左布政陈善始成是役，溉田四万五千六百余亩’。再如漠池地志称：“明初傅友德，沐英驻守云南，皆事屯田，而滇池之水，皆首为灌溉之利。”又如邓川的弥苴怯江堤，就是“东堤军屯修筑，西堤里民修筑．”当正统十三年时，邓川的“湖尾沟渠淤塞，以致水不能泄，禾苗淹没”，幸得“州、卫军民相兼疏浚”。宾川鸡足山南的上仓湖，最为幽胜，居民有灌溉之利。当时，汉族屯户与当地少数民族人民的田地是“畛畔相入，盈亏相察”。这些水利事业的典修，不仅灌溉着屯田，也促进了广大云南地区生产的发展，所谓“军民俱利”、“夷汉利之”。这是谁也不能抹煞的事实。 除灌溉系统的发展以外，交通驿路也取得了重大成绩。如洪武二十九年， “修峨嵋至越 道途毕工”．(《洪武实录》卷 246)洪武二十七年修《寰宇通衢》书成，“其方隅之且有八，……西南距云南金齿，陆行为里六千四百四十四，马驿一百。水陆兼行为里八干三百七十五，驿一百一十三。广西云南之各二，……云南水马驿九十六，为里七千二百， 马驿八十三，为里五千二百七十五。”(同上，卷 234，页6至7)交通的发展，为工农业产品的生产及分配创造了优越的条件。如洪武二十六年，赖镇在景东就“置廨舍邮驿仓库，又立屯堡”达到“军民相安”。 (同上，卷225，页4至5)同时，也扩大了边疆与中原地区的文化交流，如云南的白药(三七)传入中原并得到了总结。 包括一些知识分子在内的各族人民，把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艺术带进了云南边疆，并且在少数民族中得到广泛传播，这就大大提高了云南社会生产力的水平。凡是有水利的地方，水车，水碾，水磨等工具都普遍得到使用，“舂碓用泉，不劳人力”，这就大大地改变了云南历史上“二牛三夫”的落后耕作方法，如樊绰所描写的：“每耕田用三尺犁，格长丈余，两牛相去七八尺，一佃人前牵牛，一佃人持按犁，一佃人秉耒。”(《蛮书校注》卷七)进入云南的军匠，就地铸造和内地规格相同的先进生产工具，内地农作物的优良品种也得到推广和发展。 随着农业的发展，手工业和矿业也有了进步。大理西郊点苍山生产的玉石，作为各色各样工艺品行销全国各地。此外如矿产；虽在云南已早被采掘，但是，大规模的开采还是从明代开始。如铁，钢，银等开采的主要技术力量却是来自军匠。根据云南地方志和宋应星《天工开物》上的记载；两相比较，云南腹地的工农业生产技术已基本上达到了全国的水平。 随着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城市经济也有了进步。定期集市在各地普遍建立，“四方之货一入滇，虑无不售。”少数民族在坝子上的各种交易活动也更加频繁了。云南史上，向以“贝”为货币，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云南购物也以白银为主币了。如洪武十九年二月，命许英“赍白金二万二千五百两往乌撤等处市马。得马七百五十五匹。”(《洪武实录》卷177,页2下)“贝”终退居于次要地位了。货币的统一更加进一步紧固了云南和祖国内地经济联系的纽带。 但是，在这里必须指出，尽管明代云南商品经济已有了显著的发展，可是局限性还是非常大的。它不象沿海咆带，手工业中已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在云南，有明一代，自始至终，经济的发展，还未能为资本主义萌芽准备好更多的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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