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文学运动与晚清白话文运动在时间上具有明显的连续性，在内容上也具有
反文言倡白话的同一性，而且同样都掀起了一场文学乃至社会政治的“革命”，但有
意思的是，人们却更愿意相信这是性质不同的两场运动，而1917年1月1日胡适在
《新青年》第2卷第5号发表《文学改良刍议》被认为是二者之间的界标。如此区分
的理由很简单：晚清白话文运动提倡的是“旧白话”、“旧文学”，而五四新文学运动
建设的是“新白话”、“新文学”。语言、文学的由“旧”转“新”，改变的不仅仅是形
式，更重要的是性质。
5.1.1谁的白话？
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里对晚清和五四时期白话的区别有精彩论述。他
认为晚清时期倡导的白话“不是白话文学，而只是因为想要变法，要使一般国民都认
些文字，看看报纸，对国家政治都可明了一点，所以认为用白话写文章可得到较大的
效力”。指出晚清的白话和五四的白话文有两点不同：“第一，现在白话文，是‘话怎
样说便怎样写’。那时候却是由八股翻白话……第二，是态度的不同——现在我们作
文的态度是一元的，就是：无论对什么人，作什么事，无论是著书或随便地写一张字
条儿，一律都用白话。而以前的态度则是二元的：不是凡文字都用白话写，只是为一
般没有学识的平民和工人才写白话的。因为那时候的目的是改造政治，如一切东西都
用古文，则一般人对报纸仍看不懂，对政府的命令也仍将不知是怎么一回事，所以只
好用白话。但如写正经的文章或著书时，当然还是作古文的，因此我们可以说，在那
时候，古文是为‘老爷’用的，白话是为‘听差’用的。”
②
“老爷”和“听差”不仅
形象地反映了文言与白话之间的雅俗对立，而且还恰当地揭示了其中所隐含的阶级关
系，周作人的认识可谓深中肯綮。
①
本文认为“新文学运动”与“白话文运动”、“新文化运动”、“文学革命”在广义的层面上属同一概念，只是存
在文学、语言、文化、政治等不同的指涉方向，因而文中将视特定情况灵活运用以上概念。此处为表明其语言变
革的性质，同时又要与晚清的白话文运动相区分，故用此。
②
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海口：海南出版社，1994年版，第62～63页。69
如前所述，虽然晚清的白话文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文学语言的变化，但它的
政治运动属性使白话对固有的文白对立的文学语言格局的冲击有限。不能说晚清的知
识分子缺乏文学语言的变革意识，事实上，在经世致用的思潮影响下，“我手写我口”、
“报章体”乃至“新文体”都在文学语言的转变上作出了努力，且都体现出一定的通
俗化甚至白话化的趋势，但这种转变只是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知识分子受到各种复
杂的社会思潮的刺激而作出的本能反应，无论是黄遵宪还是梁启超，都只是具有文学
语言变革意识但却缺乏白话意识（虽然他们的文学创作正走在通向白话的路上），而
且这也不过是在文言系统内的一种语言策略的调整，就好象在经历了六朝浓艳绮靡的
文风泛滥之后，自然就会有初唐陈子昂等人对古朴简约的汉魏风骨的提倡。因而，裘
廷梁的“崇白话而废文言”的口号实际上应用范围有限，晚清的白话总体上不是为文
学而是为政治服务的。著书立说用文言，启蒙大众用白话，这种语言上的“二元态度”
在当时的确是一个普遍现象。梁启超的“觉世”与“传世”两种文体的划分本质上就
是这种“二元态度”的体现，而只求“辞达而已”的“觉世”之文也并没有做到完全
用白话则更显白话与“文学”之间的距离。五四时期被认为是保守文言派的代表的严
复、林纾、刘师培、章太炎等人，都在不同程度上参与了晚清的白话文运动，但他们
参与白话文运动的动机显然值得商榷，实际上他们都是文言与白话并举。作为翻译和
介绍西方文化、文学名著的先行者，严复、林纾在政治和文化观念上的改革与创新意
识毋庸置疑，前者在《国闻报附印说部缘起》中对通俗小说的提倡是近代“小说界革
命”的先声，后者虽以复兴桐城古文为己任，但也卷入了晚清白话文运动之中，他自
己回忆说：“忆庚子客杭州，林万里汪叔明创为白话日报，余为作白话道情，颇风行
一时。”
①
可以说，他们并不反对白话，但也绝对不赞成废除文言。在他们看来，文言
和白话功用不同，性质也不同。文言是“学理邃赜之书”所用之语言，而非“以取便
市井乡僻之不学”的“近俗之辞”，
②
白话则是“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
③
二者之
间的对立与等级关系是“天然”的，不能轻易改变。胡先骕的表述更为直率：“中国
文言与白话之别，非古今之别，而雅俗之别也。夫雅俗之辨，何国文字蔑有，希腊文
①
林纾：《论古文白话之相消长》，《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版。
②
严复：《与梁启超书》，转引自夏晓虹《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第4页。
③
林纾：《答蔡鹤卿太史书》，《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上海：良友图书出版公司，1935年版。70
勿论矣，即在英法德诸国文人学士之文章，岂贩夫走卒之口语可比耶？”
①
可见他们
依然停留在传统的雅俗对立的语言观念上，而这种雅俗对立的语言观念实质上就是
“语言阶级论”的表现：文言是知识阶层的专利品，白话是下层民众的通行语。
刘师培、章太炎的观点与此相类。他们都从知识分子自身的立场来维护文言、白
话之间的等级关系。刘师培曾经主张：“以通俗之文，推行书报，凡世之稍识字者，
皆可家置一编，以助觉民之用。此诚近今中国之急务也。然古代文词，岂宜骤废？故
近日文词，宜区二派，一修俗语，以启瀹齐民；一用古文，以保存国学，庶前贤规范，
赖以仅存。若夫矜夸奇博，取法扶桑，吾未见其为文也。”
②
章太炎也说：“有通俗之
文，有学术之言，此学说与常语不能不分之由。”“有农牧之言，有士大夫之言，此文
言与鄙语不能不分之由。……而世欲更文籍以从鄙语，冀人人可以理解，则文化易流，
斯则左矣。”
③
这是非常露骨的语言观上的二元态度。从章氏所用“农牧之言”、“鄙语”
等词来看，其对白话的歧视态度也是再明显不过。因此，正如旷新年所言，“晚清的
白话文运动不是消除了，而相反恰恰是凸显了白话与文言之间的对立与等级关系。”
④
五四新文学运动从一开始就以决绝的态度摒弃文言白话共存的语言格局。胡适在
《文学改良刍议》中即谓“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
可断言也”。
⑤
在一年后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他又明确宣称文言为“死文字”，
“死文言决不能产出活文学”。
⑥
判定文言已死，而以白话为将来唯一之文学语言，这
是对原有的语言等级观念的彻底颠覆，文言、白话之间的雅俗对立将不复存在，知识
阶层对文化的垄断地位无疑面临挑战，而他们据此建立的知识上的特权意识和身份、
地位上的优越感也将荡然无存。胡适本人对此是有清醒的认识的。《建设的文学革命
论》一出，朱经农就对胡适激进的否定文言的言论提出质疑，主张“‘文学的国语’
并非‘白话’，亦非‘文言’，须吸收文言之精华，弃却白话的糟粕，另成一种‘雅俗
共赏’的‘活文学’”。胡适当即指出这是“很含糊”的说法，对“雅俗共赏”一说尤
为反对：“若把雅俗两字作人类的阶级解，说‘我们’是雅，‘他们’小百姓是俗，那
①
胡先骕：《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转引自旷新年《胡适与白话文运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9年
第2期，第15页。
②
刘师培：《论文杂记》，见《中古文学史》（合刊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10页。
③
章太炎：《检论》（卷5），见《章太炎全集》（3），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96页。
④
旷新年：《胡适与白话文运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9年第2期，第13页。
⑤
胡适：《文学改良刍议》，见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28页。
⑥
同上，第43页。71
么说来，只有白话的文学是‘雅俗共赏’的，文言的文学只可供‘雅人’的赏玩，决
不配给‘他们’领会的。”
①
这表明胡适早已洞悉了文言、白话的雅俗对立下所暗含
的不平等的阶级关系。
不仅如此，胡适还进一步探寻了这种语言等级观念得以延续的社会政治根源，指
出“科举一日不废，古文的尊严一日不倒”。他认为文言在二千年前就已经成了“死
文字”，只是统治阶级出于政治的需要，采用科举制度诱使一班文人士子钻进古文堆
里求取功名，才使得文言苟延残喘至今。因此，文言文学的得势完全是依赖政治力量
的结果，是违背文学发展规律的“贵族的文学”，而白话文学则来自民间的“平民的
文学”，
②
尽管一再遭到统治阶级的压制，但《水浒》、《红楼》等白话文学仍然代表了
文学发展的必然趋势。很明显，文言白话之争不再只是文学语言领域里的话题，而应
该扩充至政治领域。语言本无雅俗之分，文言文的高雅特性是与封建等级制度相联系
的，胡适主张打倒“文言”就是要否定不平等的阶级意识和等级制度，而提倡白话文
学也就有确立民众阶层的主体地位之意。胡适在1922年对这场文学革命运动作总结
的时候，便指出这是一种“有意的主张”：“二十多年以来，有提倡白话报的，有提倡
白话书的，有提倡官话字母的，有提倡简字字母的：这些人难道不能称为‘有意的主
张’吗？这些人可以说是‘有意的主张白话’，但不可以说是‘有意的主张白话文学’。
他们的最大缺点是把社会分作两部分：一边是‘他们’，一边是‘我们’。一边是应该
用白话的‘他们’，一边是应该做古文古诗的‘我们’。我们不妨仍旧吃肉，但他们下
等社会不配吃肉，只好抛块骨头给他们吃去吧。这种态度是不行的。”
③
几年后他在武
昌大学作演讲时，对新文学运动破除不平等的语言阶级观的意义有了更为清晰的表
述：“一般的人，把社会分成两个阶级，一种是愚妇顽童稚子，其他一种是智识阶级，
如文人学士，绅士官吏。作白话文是为他们——愚夫愚妇，顽童稚子——可以看而作，
至于智识阶级者，仍旧去作古文，这种看法，根本的错误了，并不是共和国家应有的
现象。”
④
对这些略显重复的话语作一个总体考察就会发现，胡适他们所争论的其实就是一
①
胡适：《答朱经农》，见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62页。
②
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海口：海南出版社，1994年版，第92～96页。
③
同上，第97页。
④
胡适：《新文学运动之意义》，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70
页。个话题：谁的白话？晚清的智识阶层在一种不平等的语言阶级观支配下，把它当作“骨
头”抛给了下层民众，胡适则认为白话“乃是我们全国人都该赏识的一件好宝贝”。
①
他的判断是从否定文言开始的。宣称文言已死，也就意味着我们只有一种语言的言说
方式：白话。白话不是“他们”的，而是“我们”——全民族——的共同语，胡适称
之为“国语”。而由“白话”到“国语”，决不是一次简单的名称转换，从“破”的意
义上来看，以“文学的国语”来代替白话有利于消除传统语言观念中以白话为“俗语”
“俚语”的成见，也有利于破除语言的“二元态度”下形成的阶级意识和等级制度；
从“立”的意义上来说，这一名称转换是一种现代性思想的体现。旷新年指出：“现
代汉语意味着对于现代国民的创造和现代民族国家共同体的认同。中国现代白话文运
动的兴起，以及现代民族国家意识的产生，都是一种现代性现象。‘国语’这一概念
也就是在清末民初的现代民族主义思想中凸现出来的。”只有有了现代民族国家意识，
“国语”这一概念才可能出现，同时，“国语”作为“一种合乎科学逻辑、具有民主
精神的现代语言媒介”，
②
不带有任何阶级、性别、地位的偏见，从而显示了一种“语
言面前人人平等”的可能，而这也是与新文化运动所强调的科学与民主观念相一致的。
由此可见，白话由“俗语”变为“国语”，不仅是一次文学语言的变革，而且还是一
次思想文化的革命。“谁的白话”引发的不只是一场文学语言的论争，而更象是一场
社会转型期的政治意识形态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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